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，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，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。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，作为曾经的同盟会元老，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，董必武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，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1886年，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（今红安县）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。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，17岁时考中秀才。青少年时期的董必武，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，立志救国救民。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首义爆发。董必武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战斗，从一个晚清秀才成为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，从此走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职业革命家道路。他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，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。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“私立日本大学”学习法律，并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。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，两次被捕入狱。然而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痛心，“触于眼帘，即市井萧条，民气沮丧，沉郁惨淡，人以幸生苟免为心”。董必武走上重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。
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，董必武开始学习马列主义。他与李汉俊等人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，得出中国革命“必须走列宁的道路”的结论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他在上海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，从中看到了民众行动起来的伟大力量，看到了中华民族新的希望。
1919年8月，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。他通过恽代英同志主办的利群书社，设法为学生购买《新青年》《湘江评论》等进步书刊，邀请李汉俊、钱亦石、恽代英等人到学校演讲，传播和宣传革命思想，使这所学校成为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。
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，1920年秋，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同志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。随后，在武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组织妇女读书会、青年读书会，传播新思想，并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，举办夜校、识字班，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。在董必武等同志组织领导下，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。
图为浙江嘉兴南湖中共一大纪念船内景
1921年七八月间，董必武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董必武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和湖北区执委会委员。在他和区委同志的组织领导下，武汉成为近代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，爆发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；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，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，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，对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、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1922年7月16日至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，首次提出了“民主的联合战线”问题。同年8月29日至30日，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，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马林建议，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，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，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，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。
图为广州中共三大会址
1923年6月12日至20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。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，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，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。
图为孙中山（右三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场景
1924年1月20日至30日，在孙中山主持下，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通过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，实际确立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。
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董必武在国民党中央、湖北省党部和政府内均担任要职，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、湖北省党部常委。
董必武坚决贯彻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的“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”的方针，认为要实现、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，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能丢了领导权，必须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。
董必武在湖北开展革命工作期间，始终坚持不能放弃自己力量的观点，注重把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，秘密筹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并改组了中共鄂豫皖、湘鄂赣两地省委，调整补充了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，发动了大批农民、学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与此同时，他充分利用改组后的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，吸收各界人士参加革命活动，把湖北国民党组织建设成为工人、农民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，使武汉成为北伐战争后期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。
此外，董必武还非常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和武装斗争的主张。1926年，董必武主持筹建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后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，董必武亲自任教，向农民运动干部宣讲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理论政策。1926年底，董必武筹办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，剖析当时革命形势、阐释统一战线之必要性。在武装斗争方面，董必武认为坚持革命非武装不可，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保证。他指出：“革命要党员武装化、民众武装化。我们知道，凡是革命，非武装不可。”1926年，他在汉口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，为各地工农武装收藏并转运枪支弹药，指导湖北等地的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团。在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危急时刻，他亲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，鼓励同志们转入隐蔽斗争，坚持“武装斗争”，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保存积蓄了实力。